“卫东，”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感，“到了地方，凡事……多观察，谨慎开口，埋头干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别忘了咱们的本分，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

“爸，我记住了。”林卫东重重地点头。父亲的叮嘱，浓缩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和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周文瑾则显得更加脆弱。她的眼睛早已红肿，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有落下。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儿子的旅行袋，这里捏捏，那里按按，仿佛这样就能确保儿子带走了所有的温暖，抵御远方的风寒。

“衣服都放在最下面了，厚的在上面，冷的的时候记得添……这些咸菜和肉酱是我昨晚赶着做的，能放些日子，你胃口不好，到时候就着吃点……袜子我给你塞在侧边这个小口袋里了，记得常换洗，别冻着脚……”她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声音哽咽，每一个细节都反反复复地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稍稍排解内心的焦虑和即将分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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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儿子已经成熟坚毅的脸庞，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最简单、最核心的祈求：“卫东……到了那边，无论如何……常写信回来……报个平安……让妈知道你好好的……”

“妈，你放心，我一定常写信。”林卫东的声音也有些哽咽，他伸出手，轻轻替母亲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不仅仅是林家，整个站台都上演着类似的情景。一对老父母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反复叮嘱；一个年轻的妻子抱着襁褓中的孩子，丈夫紧紧搂着她的肩膀，满脸不舍与愧疚；几个同学好友互相鼓励着，说着豪言壮语，却掩不住眼底的迷茫……

高音喇叭里，激昂的革命歌曲和铿锵的动员口号一遍遍回荡，试图压倒这弥漫在空气中的个人情感：“……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青春，无上光荣！……”

然而，这宏大的叙事与月台上具体而微的离愁别绪形成了剧烈的碰撞和拉扯。光荣的口号无法完全驱散对未知命运的担忧，革命的激情也难以彻底淹没亲人分离的痛苦。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离别场景——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下，压抑着、翻滚着无数个体的情感浪潮。

“旅客同志们，由本站开往……的XXXX次列车即将发车，请送亲友的同志尽快下车……”

冰冷的广播声再次响起，如同最终判决，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