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初春，似乎比往年更加漫长而滞重。西北山沟里的“金湾”基地，依旧被严寒紧紧包裹。黄土高原的风沙季提前到来，狂风卷着沙砾，日复一日地抽打着千打垒的土墙和糊着厚纸的窗户，发出永无止境的沙沙声响，仿佛要将整个基地彻底掩埋。

与窗外物理世界的严酷相对应的是，基地内部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无形却更加窒息的氛围——一种基于高度保密和长期与世隔绝而产生的沉闷，一种因政治运动余波而残留的谨小慎微，一种知识分子被压抑、被工具化后难以言说的苦闷。人们习惯了埋头干活，少说话，多观察，政治学习照常参加，技术讨论限定范围，一切仿佛一潭深不见底、波澜不惊的死水。

林卫东已经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光阴。当年的青涩青年，如今已是基地技术骨干，眼角添了细纹，眼神更加沉稳，但也更深邃，时常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节奏，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用技术的难题和数据的演算来填充生活的全部，将对远方亲人和恋人的思念深深埋藏。和马志军、徐工等人的友谊，成了这灰色生活中难得的亮色。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这潭死水之下，似乎开始有一些极其微弱、却无法忽视的暗流在悄然涌动。

最初的信息来源，是那些偶尔从山外来的、被反复检查过的报纸。它们通常迟到很久，而且内容千篇一律。但敏锐如徐工这样的人，开始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信号。

一天晚上，在林卫东和徐工共用的、兼做书房和卧室的狭小房间里（他们的级别已足以拥有这样的小单间），徐工小心翼翼地关紧门窗，甚至用旧毛巾塞住了门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光明日报》，手指有些颤抖地指着上面一篇文章的某个段落，压低声音对林卫东说：

“卫东，你看这里……这篇文章的提法，有点……有点不一样。”

林卫东凑过去，就着昏暗的灯光，看到那篇文章似乎在讨论某个哲学命题，用语晦涩，但核心意思似乎是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真理的标准早已被预设，何须讨论，更何须“实践”来检验？

“这……是什么意思？”林卫东的心跳有些加速，一种模糊的、大胆的猜测在他脑中闪过，但他不敢确信。

“说不准……”徐工推了推眼镜，眼神里交织着困惑、警惕和一丝极其微弱的希冀，“再看看，再听听……”

“听听”成了关键词。基地那功率有限的大喇叭，除了播放作息号令和革命歌曲，偶尔也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以往，大家听得麻木。但现在，一些人开始竖起耳朵，试图从那些程式化的播音腔调里，分辨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弦外之音。

一些词汇开始像密码一样，在信任的极少数人之间悄悄流传：

“听说……外面在讨论‘两个估计’……”

“嘘！小声点！哪个‘两个估计’？”

“就是……关于教育战线的，关于我们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