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民主进入第二周，最初的兴奋与新奇逐渐沉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集体情绪。全民直接参与决策所带来的，不仅是赋权的喜悦，还有随之而来的、前所未有的责任重压。

集体的疲惫

全球心理健康监测网络显示，一种新型的“决策疲劳”症状开始蔓延。与以往因日常琐事产生的疲劳不同，这种疲劳源于量子网络中海量信息的直接冲击和重大抉择的道德重量。

“我感觉像是一直在参加一场永不结束的全球会议，”一位普通用户在公共意识区分享，她的情绪波动通过网络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每一票都感觉关系重大，我不敢投，又不敢不投。”

能力者们，尤其是高敏感度的共情者，承受的压力更大。他们不仅处理信息，更直接感受着数亿人在决策过程中的焦虑、矛盾和希望，这几乎要撑破他们的精神防线。

分歧的深度

在关于“全球能源分配优先顺序”的公投中，量子网络第一次展现了难以调和的深层分歧。实时意识图谱上，不同大陆、不同发展水平的群体之间，出现了清晰而尖锐的意识鸿沟。

“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观点的差异，”王明盯着分析屏幕，眉头紧锁，“而是生存现实的根本不同。一个生活在能源过剩地区的人，很难真正‘感受’到能源匮乏地区每日面临的挣扎，即使信息完全透明。”

网络中的辩论变得激烈，甚至有些区域出现了意识“壁垒”——部分群体开始本能地屏蔽相反立场的意识流，回到了信息茧房的状态。

载体的困境

张振华和苏芮在深夜的私人意识空间会面，两人的精神体都显得有些黯淡。

“我试图引导，但发现很难，”张振华传递着无奈的思绪，“在直接民主中，‘引导’很容易变成‘操控’。我必须克制自己作为原始载体的影响力。”

苏芮的情况更直接：“今天我感受到了三起因为投票分歧而产生的友谊破裂，那种痛苦……太真切了。我们是否高估了普通人对意识直接冲击的承受力？”

他们意识到，技术可以瞬间连接所有人，但理解和包容并不会因此自动降临。

系统的调整

面对挑战，量子民主系统开始了自我进化。技术团队并未自上而下地强制改变，而是发起了一系列关于“系统优化”的全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