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3年，窝阔台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培养了一批懂汉文、了解中原文化的蒙古人才。有了这些人才，蒙古帝国在统治中原地区的时候就更加得心应手了。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召集诸王贵族大会，进一步申明条令，对参加大会、宫禁出入、行军纪律及有关窃盗等方面都增加了新的规定。这就像是公司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遵守，这样公司才能运转得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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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年，中原汉地的户口登记完成，窝阔台把其中的大部分人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为封户。同时，他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行五户丝制，规定受封的诸王投下只在所分封州郡设达鲁花赤，由政府设官吏管理、征赋，再颁赐封主，非奉诏不得擅征兵赋。这一制度，既照顾了诸王贵族的利益，又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可谓是一举两得。

1238年，窝阔台考试中原诸儒生，中试者编入儒户籍，其中部分人被任为本贯州县议事官。这就像是现在的公务员考试，选拔了一批有文化、有才能的人进入政府，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1240年，窝阔台废除了失盗官物责令当地人民代偿的规定。当时地方官府和人民因应付上司的征敛急需，多向“回回”富商告贷，年息一倍，名为羊羔息。窝阔台接受汉人官僚的建议，以官物代偿陈债；并规定利息累增，至相等于本金为止，不许超过。这一举措，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窝阔台是个性情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行为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在赏赐财物方面，他那可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他把来自帝国远近各地的东西，常常不经司账和稽查登录就散发一空。几乎没有人不得到他的赐物离开他的御前，也没有乞赏者从他嘴里听见“不”或“否”字。从四方来求他的穷人，都意外地满足了期望。

有一天，有个人制作了一顶帽子献给窝阔台，窝阔台非常高兴，就命人赏赐其二百锭银子。当时，大臣们以为这是窝阔台醉酒之后随便说说而已，就没有当真。第二天，窝阔台得知那个献帽子的人没有得到赏银，又命人赏银增加为三百锭。又过了一天，觉得赏赐三百锭银子还是少，又增加为赏赐银四百锭。后来，窝阔台觉得赏赐四百锭还是少，最终增加到赏赐银六百锭。那个献帽子的人得到六百锭赏银之后欢欢喜喜地走了。这要是放在现在，估计很多人都想给窝阔台献帽子，说不定还能发一笔小财。

还有一次，窝阔台修建哈剌和林皇城时，走进宝库看到库里堆满了金银财宝。他就对大臣们说：“守着这些金银财宝有啥用呀？”随后就传旨遍告臣民，想得到金银财宝的人，就赶快来宝库里任意拿走。于是，哈剌和林的居民便成群结队地涌入帝国宝库，争相选取金银财宝，最终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这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操作，估计那些富豪们看到窝阔台这一举动，都得惊掉下巴。

商贾们听说蒙古主宽仁厚施，都从远方来到哈剌和林经商。窝阔台经常购买商贾的全部货物，再用这些货物赏赐给大臣。他还经常在饭后坐在帐前，对商贾们予以接见。时间长了，商贾们也都深知窝阔台挥金如土的豪爽个性，便经常把货物的价钱说高很多，可窝阔台不仅完全听信商贾们，还再增加十分之一的价格予以支付。大臣们劝说他不要过于相信这些商贾的话，窝阔台却说：“这些商贾从远方运送货物到这里来，无非就是希望得到丰厚的利润，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失望而去。更何况，这些商贾为了见到我并得到赏赐，或许还不免要经常贿赂你们呢？”这话一说，大臣们都无言以对，只能佩服窝阔台的豁达。

有一天，窝阔台在路上遇见一位外国老人，经询问得知老人是从报达（如今的伊拉克巴格达地区）来的。老人家里极其贫困，有十个女儿均未出嫁。窝阔台就问：“既然生活过得这么贫困，那为啥不求助于你们报达的国王哈里发呢？”老人回答：“我每次前去向国王哈里发求助，只能得到十枚金钱，等返回家里这十枚金钱差不多就花费完了。”于是，窝阔台就命人赏赐给老人一千锭银子。大臣们原本打算付给老人纸币，让老人再到别的城市将纸币兑换成银子。窝阔台则不允许这样做，要直接用金银付给老人。窝阔台还命人为老人提供驿马驼着赏银回巴格达。老人又说：“我已经年迈，回国的路又特别遥远，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我的国家。要是我不幸死在了半路上，我的十个女儿就将无法得到陛下的赏赐了。”窝阔台听罢，又命令十名蒙古卫士一路送老人回国，结果这个老人还真就死在了半路上。十名蒙古卫士回来将此事报告给窝阔台，窝阔台又命令十名蒙古卫士不远万里前往巴格达，将一千锭赏银送到老人十个女儿的手中。这则感人的故事，充分体现了窝阔台关爱弱者，一诺千金的豪爽性格。

1241年，窝阔台这位蒙古帝国的传奇人物，在他的统治生涯达到巅峰的时候，突然暴死。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是喝多了酒把自己“送走”的，也有人说他是打猎时太兴奋没注意身体，但不管咋说，这位折腾了十几年的大汗，终究是停下了脚步。

《元史》里写得挺简略，就一句“十一月，帝不豫，崩于行在”，可熟悉蒙古历史的都知道，窝阔台这辈子就俩爱好——喝酒和打猎，尤其是喝酒，那是顿顿不落，喝起来就没个节制。大臣们劝过他无数次，说“大汗啊，您少喝点，身体要紧”，他每次都点头答应，转头该咋喝还咋喝，典型的“道理我都懂，就是忍不住”。

1241年冬天，窝阔台像往常一样带着人去猎场，那天天儿特别冷，风跟刀子似的刮脸，他却打得兴起，追着一头鹿跑了大半天。傍晚收队的时候，他觉得浑身燥热，就召来几个亲信在帐子里喝酒，你一杯我一杯，喝到半夜还没停。第二天早上，侍从进去伺候，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享年56岁。就这么着，这位把蒙古帝国推向新高度的大汗，以一种近乎“随性”的方式走完了一生。

《元史》评价他“量弘志远，容众亲仁”，这话挺中肯。他能容得下耶律楚材这样的“外乡人”，也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对下属大方，对百姓也不算苛刻，至少没像后来的某些蒙古贵族那样搞“屠城狂欢”。虽然他的统治带着游牧民族的粗犷，但也藏着一份难得的“烟火气”——比如给献帽子的人加赏，给外国老人送钱，这些小事儿让他不像个高高在上的大汗，更像个讲义气、够朋友的“老大哥”。

参考《元史》